漫谈杜甫叙事诗的结构特征

                                         作者/所以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杜甫的诗篇堪称是最可宝贵的部分之一。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与愿望，沉痛地抒写他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为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财富。

过去研究杜诗的人，有的是从杜甫的生平入手，总结他一生的创作经验；有的是从集大成的角度出发，综合研究杜甫多方面的成就；也有的从诗体的发展着眼，专门探讨杜甫律诗的创作特色；还有的研究杜诗的诗歌语言、修辞练句、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和创作方法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不想对以上诸方面问题重复已有的意见，仅想就杜甫的叙事诗来谈一谈它在结构上的特征。

叙事诗，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杜诗中的叙事诗中有不少名篇佳作，通过对其中部分作品的分析，来研究一下杜甫诗歌中是怎样安排结构素材（包括人物、事件等等），怎样为表现主题、塑造形象、抒发感情而出色地组织结构，这对我们理解和研究杜甫这些思想和艺术都很完美的和谐的诗篇，或许还是有些意义的。

一、    按部整伍，以待情会

对于文学的结构问题，古人曾有过不少著名论述。苏轼说：“画竹必先有成竹于胸》”。（《文与可画员当谷偃竹记》）黄庭坚说：“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沈德潜说：“意在笔先，然后着墨也。倘意者架，茫然无指，临文敷衍，支支节节而成立，岂所言于得心应手之技乎？”清初戏剧家李渔则善于比喻，他说：“工师之建宅亦然，堪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  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者，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这些论述确实都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对于究竟如何组织结构，在安排结构时应当遵循什么原则，说得还不够具体，倒是早在六世纪，刘勰说得更为明确、形象。他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指出：“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弈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在这里，刘勰把掌握了技巧、善于驾驭篇章的，比作精通下棋深湛棋术的，把轻视技巧而单凭主观随心所写作的，比作好碰运气的，有时偶然碰了运气，有时就不一定碰得上，碰不上就无法写下去，既便写了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补充和删削；如果像下棋高手那样，讲究一定的法则和规矩，注意把它们运用天写诗或作文，这样才能掌握创作的规律，按照文章的逻辑和思想的发展来安排层次，组织结构，使文章上下贯通，文情相合，即所谓“按部就班，以待情会”。这就是刘勰认为的文章进行结构的原则。他还认为，只要遵循了这个原则，文章就可达到“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总术》）的境界。笔者认为，杜甫的叙事诗的结构，完全实现了这一原则，也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这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百感交集，繁而不乱。杜甫叙事诗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无论是对事件的叙述，还是对人物的描写刻画，都凝聚着他极其浓重的思想感情。同时，他的叙事诗又多采用乐府民歌和古体诗的形式，较少格律和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因此，杜甫的许多叙事诗都有百感交集和篇幅宏伟的特点。尽管如此，杜甫的这些叙事诗在写人、叙事、抒情、议论等方面，都能做到运筹落落，舒展自如，无论内容怎样丰富，感情怎样复杂，篇幅如何宏阔，他总是能于百戏杂陈、百端等兴之中，做到有条不紊，让那些人物、情节、感情、词句、段落等等，分别部类地整齐队伍，忠心耿耿地为诗的主题思想服务。

《兵车行》一诗的主题，是对统治集团连年发动不义战争，到处拉夫抓丁，使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而官府仍逼税索租的黑暗现实，表示极大的愤慨，进行无情的鞭笞。为了表现这个主题，诗会精心地安排了结构：先写出车声隆隆、战马嘶鸣、出征的壮丁、送别的人群的战乱场面，随后又写出了征夫的爷娘妻子捶胸顿足不忍分别的呼号惨状，继而又通过路人的询问和征夫的长篇答话，叙述了当时不义战争招来的种种不幸：边境上流血已在海水，内地的千村万落遍生荆杞，而在这种境况之下，县官还要“急索租”，皇帝还要无止境地扩充疆土。通过这三个层次的描写，读者读过以后，好像可以看到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听到老百姓的哀怨，深切地体味到诗人杜甫那激烈的抗议和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诗中的这些内容，用今天的电影术语来说，一会儿像远镜头，一会儿像近镜头，一会儿又是特写镜头。可以说，这首诗的内容、所要表达的感情以及表现手法，确实是繁杂、多样的。然而，这首诗处理得却很好，虽然诗中的感情复杂，意象也多有转换，但由于采用了路人与征夫的对话这条清晰的结构线索，使人读来丝毫没有头绪多杂乱无章之感。读这首诗，像是在缓缓地展开一幅反对不义战争的精美画卷。沿着诗歌的结构，读者很容易找到诗人依次描绘的几幅图画，即：骨肉送别图、头白戍边图、开边未已图、健妇犁荒图、县官索租图、百草白骨图。这些图，排列从容，井然有序，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顺着它们，读者很容易被带入到诗的丰富意境中去，很容易地把握住诗人那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对人民的同情与对统治者的仇恨。

《北征》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诗中依据诗人从凤翔往鄜州探家的事实，记录了一路上和到家后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国家的残破、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穷困，同时也对“安史之乱”和腐败的朝廷给予了抨击。这首诗是杜甫古诗中最长的一首，凡一百四十句，七百个字。这样的宏篇巨制，在唐代是无人可比的。赵翼就曾叹道：“唐人五百古诗，大篇莫如杜甫《北征》。”像这样长的叙事古诗，在一般人笔下，很容易写得杂乱无章，枯燥无味。而我们的诗人杜甫却迎长而进，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能力，讲求章法，严密组织，巧妙地穿插，硬是把这首长诗写成了一首千方百古流传、脍炙人口的古今绝唱。

针对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篇幅较长的特点，这首诗采用了《陈情表》的结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全诗构成了五个大的层次，即按照从朝廷所在的风翔到杜甫家小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写出了：蒙恩辞别朝廷时的心情；归途所见引出的感慨；与妻子儿女在家中团聚的情景；在家中对国家局势的关切和对借用回纥兵力的想法；回顾安禄山叛乱的朝廷的变化、表达诗人对国家和肃宗的期望。这样，虽然全诗很长，这五个层次本身也较长，而且每个层次中还经常插入一些其他内容的叙述，感情时起时伏，文情若断若续，但有了这个整体上的结构，读者就不难把握住这首长诗的总纲，就能于支遮雾障之中看清庐山真雄姿，为这首诗丰富的情感怕吸引、所打动。这正像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感情，像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

格法严整，无衣无缝。结构是否缜密，是否合乎逻辑、合乎感情的发展，对于作品主题的表达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要做到结构严谨，无懈可击，就不仅要起、承、转、合具备，把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贯穿成一个整体，还应当尽量使作品一气呵成而不脱节，结构严谨而毫无憾处。这样的作品让人读起来，才会一口气地读下去，拿起来就不想再放下，总想要把它读完。杜甫叙事诗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征。

杜甫的叙事诗的结构往往是一气呵成的。《丽人行》为讽刺杨国忠飞扬跋扈、荒淫无耻的丑行而写，是一篇力透纸背之作。这首诗在结构上极力铺陈，堪称一气呵成的佳例。诗中虽然也能公出起承转合几个过程，如“三月三日天气新”“到珠压腰禨稳称身”，定长安水边贵妇们的美姿，这是起；从“就中云幕椒房亲”到“宾从杂遝实要津”，写国虢夫人们的奢侈，这是承；从“后来鞍马何逡巡”到“青鸟飞去衔红巾”，写杨国忠的到来和他的显赫地位，这是转；最后两句点明杨国忠的身份，对他进行更深一层的讽刺，这是合。不过，这些过程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单独拆开来理解其意。因为它们是诗人一笔写下来的，写一般贵妇的艳丽是为了衬出国虢夫人的奢侈，写国虢夫人的奢侈是为了衬托出杨国忠的跋扈，而这些最后又都归结到对杨国忠的讽刺这一点上来。我们可以体会到，它们之间的语势是多么连贯，针线是多么紧密，它们极似曲艺中的“贯口活儿”，又像京剧打击乐中的“急急风”，句句紧随，如瀑布而下，效果是整体力量造成的，像一条锁链环环相扣。这样的诗篇，谁能读到半截就能得基要旨而罢读呢？而这样的作品，在杜甫的叙事诗中不乏其例的，“三吏”、“三别”就是这样的作品。

杜甫叙事诗的结构往往是十分精当的。承上所述，正因为杜甫叙事诗往往一气呵成，所以同时也兼有精当的特点。何为精当？笔者以为就是李渔所暗示的：当开户则开户，栋梁须用栋梁材。仍以《丽人行》为例。这首诗早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中就被描述为：“无一讽刺语，描摹处语语讽刺。”然而，这“语语讽刺”并非是便插菽柳、信手可拈的。可以说，诗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单以“炙手可热势绝纶，慎莫近前丞相嗔”两句而论，它们的位置是只有放在最后两句才恰当的。假如开宗明义，将它们移至篇首，或者暗度陈仓，把它们揉在篇中，这样，虽然在章节上读起来没有多大别扭，但在诗意上却索然无味，直接影响到诗的全篇也必定是“未成先毁”了。不妨把这两句诗与本诗倒数三、四句调换一试，变为：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炙手可热势绝纶，慎莫近前丞相嗔。

杨花雪落复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这样写，虽然也暗示出杨国忠的淫乱，也写出了他不可一世的气势，也造成了结尾的气势，但读者可以体会到，结构虽然仅有两句之差，但全诗的意境却改变了，原诗中的那种讽刺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连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也变得不那么耿直了。这就说明，杜甫叙事诗的结构已精当到这样一个水平：“真正的艺术作品——诗、戏剧、图画、歌曲、交响乐，我们不可能从一个位置上抽出一句诗、一场戏、一个图形、一个小节章节，把它放在另一个位置上，而不致损害整个作品的意义，正像我们不可能从生物的某一部位取出一个器官来放在另一个部位而不致毁灭该生物一样。”（托尔斯泰《艺术论》第128页）

这种结构精当的特点，在杜甫的组诗中也有体现。《前出塞》九首是一组五言乐府古诗，它的主题是反对不义之战。诗歌是用一位战士的口吻，诉说他从军的情况：从出发到远征，练兵作战，直到立功受赏，整整十五年军中生活的过程，反映了有唐一代军营中的黑暗与不平，谴责了统治者嗜杀成性、不顾人民死活的“开边”政策。这组诗的结构颇具匠心。就拿诗中两次写到士兵思乡的情节安排来看，章法十分严谨诗的第四首和第七首，虽然都写了士兵思乡，但第四首中，士兵在长官押送下经过一段行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交河，在路上，他们隅尔还能遇到一两个相识的人，还能托他们给亲人捎信，所以说：“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而在第七首中，士兵已到达交河，他们冒着雨雪，先进在高山深谷之中，险峻的山路只有抱着绝壁上的岩石才能通过。此时此刻，他们哪里还能“路逢相识人”？他们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天上朝家乡方向飘去浮云，借以寄托乡思，所以才说：“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这两个思乡情节的位置是绝对不可变换的。通过这种结构安排，我们会真切地体会到，那士兵一天天远离故土，生活一天天艰苦的境况，也会体会到他那一天比一天孤寂、绝望的心情。这里内容、情感与形式上的和谐统一，不能不令人陷入对那士兵的深切同情之中。

二、    刊落旁枝，确立主脑

赵执信在他的《谈龙集》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古代有一个叫洪升的人，认为画龙就要画全龙，龙头龙尾都不可少。而别一个叫王稹的人则认为，画龙应当精粹，只画露在云彩外面的龙头龙爪即可。他不同意洪升的“笨法子”，也不完全赞同王稹的“懒法子”，而是主张既不必把全龙都画出来，又能通过一鳞半爪概括出龙全身的“巧法子”。这个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作诗来。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是以一滴水来见太阳，透过一点来反映生活的全部，即通过龙的一鳞半爪画出龙的全部和神韵。要做到这一点，诗人就必须掌握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的结构方式，就必须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轮辐向心地加以表现，达到用园林盆景概括雄伟的自然，用寸简尺幅写出壮丽山河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戏剧理论中常说的“立主脑”。在这方面，杜甫叙事诗同样做得很好。

大胆略去次要情节，集中地表现与主题关系最深的部分，造成形象之间的跃动，这是杜甫叙事诗删旁枝立主脑的一个突出表现。

公元757年春天，杜甫羁留长安，没有自由。一天，他在曲江湾徘徊，看到江头的宫殿全都紧锁着，四处满眼冷落凄凉，而春风中的柳丝依然发出了新绿。触景生情，他回想起当年天子驾车游猎南苑的情景，今昔对比，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于是才写出了《哀江头》一诗。这首诗是杜甫叙事诗中特别出色的一首，表面上似乎有点同情唐明皇与杨贵妃，实际上却是对他们荒淫误国进行了讽刺和谴责。配合这一主题，本诗采取了跳跃式结构，即好像电影中常用的蒙太奇，时空的组合十分灵活：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这前四句，写的是诗人看到的长安沦陷后的曲江景象；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这中间八句，写诗人回忆安史之乱前看到曲江时所见到过繁华、热闹的情景；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这最后八句，诗人又回到现实中来，发出了无限感慨。正是这三个层次形成了本诗跃动式结构。作品中的形象，忽而现实，忽而往事，忽而倒叙，忽而顺接，象是电影中的叠印镜头，迅速而生动地将今昔相隔的不同形象连到了一起。这里，诗人虽然没有按照时间先后的次序来写，跨度很大，但我们读过后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古都长安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作多少具体的描绘，用字很简练。但省去了千百言，却蕴藏着更多的话。形象之间若断若续，但给读者却留出了丰富的想象余地。篇幅虽短，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生活画面却十分宽阔。使人吟罢诗歌便被带入对盛唐衰败的历史教训的深沉回忆之中。此外，由于采用了跃动式结构，诗中还形成了一条由哀而乐、又由乐而哀的感情线索。经过这由哀而乐、由乐而哀的变化，一起一伏，一逸一宕，诗人的感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无怪乎苏辙非常喜欢这首诗，说它是：“若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遗法。”他还特意把这首诗与白居易那些惟恐别人看不明白、写得枝蔓俱生的诗作了比较，说：“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中国古代文学史纲要》）按照苏辙的方法，把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作一比较，会使我们对刊落旁枝确立主脑的结构本领认识更为深刻。

三、    实而虚成，篇终接混茫

宋代范公   的《过庭录》中，曾引过晁以道对杜甫《缚鸡行》的一段分析：“如‘小奴缚鸡向市卖’，是实下也。末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虚成也。”这是关于实下虚成的最早的说法。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叙事诗，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开辟了一条“以时事入诗”的创作新路。他的诗，往往取材于国家政治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事情，通过它们毫不讳饰的径直描述来反映现实。因此，实实在在地描述历史事实，在杜甫叙事诗中占有很大篇幅。然而，杜甫又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只作如实的反映，而是喜欢在对现实作过一番如实描述之后，用少量诗句，宕开或拓深上述诗中所描述的事实，使作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语》）而结束，并给人一种烟波无际的感觉。这体现在结构上，即是实下而虚成，篇终接混茫。

《缚鸡行》一诗，前六句确实是“实下”：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灰鸡食虫议，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这六句，写的是小奴缚鸡要去市上卖、诗人不让他去、令他把鸡放开的过程。用的全是实笔。可是写到此处诗并没有写完，因为缚鸡放鸡并不是本诗的主旨，诗圣也绝不会只让这种无聊小事独成一篇。这首诗的主题，是借鸡虫得失没有个了结的凶喧，讽刺身处山河破碎风枝絮时代仍争权夺利、蝇营狗苟的小人，表现作者对封建社会下人与鸡虫同得失的人生观点。可见，诗写到这里才只写了一半，而且只有写了最后两句，全诗告结束：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诗人叫小奴把鸡放了，说完话靠在阁楼上去注目寒江了。这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而且实际上这是在有意宕开，用虚笔收住全篇。这两句写出了诗人沉思的神态，而这沉思是由上述实写的内容引起的，这时，诗人的思想已经跳出了具体事件的范围，从眼前的事想到更重要的问题，即封建社会鸡虫得失与人的升迁的相似。写到这里，一件平庸的小事注入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请的主题得到了深化，诗人的目的也达到了，而诗歌本身也真正地完成了。这种亦实亦虚、虚实相印的结构方式，实在让读者回味无穷。

这种手法在杜甫叙事诗中多有所用。《负薪行》全诗十六句，前十四句“实下”，实写   州妇女的悲苦命运；后二句“虚成”，以虚笔替   州妇女鸣不平；“实下”如泣如诉，“虚成”一结高绝，全诗对封建统治阶级视劳动妇女为“粗丑”的观念作了有力的鞭笞。《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全诗二十六句，前十六句“实下”，实写公孙大娘及弟子舞剑器的精湛技艺，后十句“虚成”，抒发诗人看到公孙大娘弟子剑舞之后的感慨。抚事感时，触景伤情，巧妙地写出了诗人坎坷的一生，反映了大唐帝国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全诗二十四句，前十八句“实下”，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时诗人及眷属的悲剧场景；后六句“虚成”，诗人把自己的悲剧推演到整个国济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来，使全诗的意境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安得广厦各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读着这样的曲终高奏，我们会为诗人忘我、天真的幻想所激动，为诗人伟大的同情心而赞叹。诗人那面对破屋的大声疾呼，仿佛至今仍在开际中萦回。

四、    顿挫逸宕，波澜起伏

古人作诗文极讲章法，一首诗从开头到结尾，讲究曲折而最忌平直，追求变化而最忌板滞。杜甫就曾夫子自道地把自己诗歌的总特色概括为“沉郁顿挫”（《进雕赋表》）四个字。这四个字，也是后世杜诗评论者们的众口一辞。笔者认为，与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总特征相适应，他的叙事诗的结构，同样具有顿挫逸宕，波澜起伏的特征。这一点，我们从与其他诗人的作品比较中可以鲜明地看到。

安史之乱前夕，杜甫曾和高适、岑参等人一起登上过长安南郊的慈恩寺塔。在这座塔上，杜甫作了一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适、岑参也各有一作。我们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杜甫的一首不仅在意境上要比高岑之作深远、开阔，独显出沉郁的特色，而且从诗的章法上看，杜甫的一首较高岑之作高出一筹。高岑之作都是时人的写法，前写塔势高耸，后发几句感想，中间没有什么顿挫曲折，因此意境较浅，未给人以回味的余地，而杜甫却不同常人，他写的也是这座塔，可他不是一气地死写。如：开头两句：“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这两句与高岑之诗的起式相同，但接着就不同了：“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这里笔势一顿，抒发起感情来——波澜出现了。这是一个由叙事到抒表的快变。但按一般人的写法，或许又要缘情而发，平贯到底。而杜甫却不，他在这里只是触一下感情的神经，接着又转而写塔的高耸去了，因为倾泄感情的时机还未到来。写过“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文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四句后，塔高极远写出来了，可再顺势写下去会落入俗套。所以诗人笔势一转：“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辩皇州？”这里又推起了一个感情的波澜。与上相同，诗的后半部依然是一顿再顿，一转再转，感情的波澜一浪高过一浪，而最后“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两句，收结得又是那样冷悄、压抑。试想，短短的一百二十字的诗，竞有多少曲折，多少波澜。正是这一层一层的顿挫，诗意才一层一层加深，诗味才一句比一句浓郁，吟颂起来真可谓一唱三叹，兴味盎然。

这种结构特征在杜甫叙事诗中有多方面表现：

首先，在划分层次方面，表现得忽断忽续。《北征》是个鲜明的例子。这首诗，时而写诗人离开风翔的心情，时而写路上的所见景象，时而定与家人团聚，时而又写借用回纥士兵的看法；时而是叙事，进而是叙言，时而是议论，时而是抒情，时而疚，时而忧，时而哀，时而兴，时而恐怖，时而震惊，时而悲喜交集，时而毁誉交并，整首诗的各种线索就是这样此起彼浮、若断若续地交叉勾连在一起的。正是这种若断若续的结构，配合着诗歌丰富的内容和感情，如海风掀起的巨浪，一波连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卷着读者的心。正像沈德潜评价的那样：“……忽断忽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说诗啐语》）

其次，在布置段落方面，提顿相间，明暗结合，长短轻重参差错落。关于这一点，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早有评价。他说：杜甫的诗歌，“长篇必分段落，每段必用提顿以见起，用结束以见止。提顿结束，有明有暗，有重有轻。段落有长有短，参差错落，以救方板。少陵无法不备，学者可揣靡也。”这些特点，在杜甫那些长篇叙事诗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再次，在下笔方式方面，善用倒插、反接、突接等手法。关于这一点，沈德潜的分析实为拙笔所不及：“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水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其人，而下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  。’此其法也。《丽人行》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合。’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谓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沱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说诗晬语》）

另外，在开端、中段、收尾的安排中，尤惯用突兀、翻腾、逸宕之笔。这一点，也谨以古人论述为证：“起手用突兀之笔，中段用翻腾之笔，收处用逸宕之笔。突兀则气势壮，翻腾则波澜阔，逸宕则神韵远，诸法备矣。”（施补华《岘佣说诗》）

以上这些，正是构成杜甫叙事诗顿挫逸宕，波澜起伏结构特征的诸因素。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确是十分讲究诗的结构方式的，他的叙事诗的结构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他娴熟地运用各种结构技巧，配合主题，“按部整伍，以待情会”，真有诗将军的风度；他又能心灵手巧地刊落旁枝，确立主脑，使诗歌的结构紧凑而含绪，产生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他还能以实下虚成、篇终接混茫的艺术结构方式，使作品瓜熟蒂落，步步升华，产生深不见底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他更能运用不得了顿挫逸宕、波澜起伏的结构方式，使自己诗歌“沉郁顿挫”的总风格更加夺人耳目，老成遒劲。这一切都表明，与杜甫叙事诗的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相符，他的叙事诗的结构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杜甫的叙事诗，完全做到了刘勰在《总术》中对文学结构的完美形容：看上去，有织锦彩绘般美丽的图案；听起来，有像管弦乐队合奏一样悦耳的音响，品尝起来有味道，装饰起来有芳香。用胡应麟“体兼一代”的感叹来赞美杜甫叙事诗的结构特征，也完全当之无愧！让我们认真地去总结杜甫的创作经验包括它的结构特征，为今天文学事业的发展，开发出更丰富的营养和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