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杜甫叙事诗的结构特征

                                         作者/所以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杜甫的诗篇堪称是最可宝贵的部分之一。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与愿望，沉痛地抒写他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为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财富。

过去研究杜诗的人，有的是从杜甫的生平入手，总结他一生的创作经验；有的是从集大成的角度出发，综合研究杜甫多方面的成就；也有的从诗体的发展着眼，专门探讨杜甫律诗的创作特色；还有的研究杜诗的诗歌语言、修辞练句、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和创作方法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不想对以上诸方面问题重复已有的意见，仅想就杜甫的叙事诗来谈一谈它在结构上的特征。

叙事诗，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杜诗中的叙事诗中有不少名篇佳作，通过对其中部分作品的分析，来研究一下杜甫诗歌中是怎样安排结构素材（包括人物、事件等等），怎样为表现主题、塑造形象、抒发感情而出色地组织结构，这对我们理解和研究杜甫这些思想和艺术都很完美的和谐的诗篇，或许还是有些意义的。

一、    按部整伍，以待情会

对于文学的结构问题，古人曾有过不少著名论述。苏轼说：“画竹必先有成竹于胸》”。（《文与可画员当谷偃竹记》）黄庭坚说：“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沈德潜说：“意在笔先，然后着墨也。倘意者架，茫然无指，临文敷衍，支支节节而成立，岂所言于得心应手之技乎？”清初戏剧家李渔则善于比喻，他说：“工师之建宅亦然，堪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  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者，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这些论述确实都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对于究竟如何组织结构，在安排结构时应当遵循什么原则，说得还不够具体，倒是早在六世纪，刘勰说得更为明确、形象。他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指出：“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弈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在这里，刘勰把掌握了技巧、善于驾驭篇章的，比作精通下棋深湛棋术的，把轻视技巧而单凭主观随心所写作的，比作好碰运气的，有时偶然碰了运气，有时就不一定碰得上，碰不上就无法写下去，既便写了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补充和删削；如果像下棋高手那样，讲究一定的法则和规矩，注意把它们运用天写诗或作文，这样才能掌握创作的规律，按照文章的逻辑和思想的发展来安排层次，组织结构，使文章上下贯通，文情相合，即所谓“按部就班，以待情会”。这就是刘勰认为的文章进行结构的原则。他还认为，只要遵循了这个原则，文章就可达到“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总术》）的境界。笔者认为，杜甫的叙事诗的结构，完全实现了这一原则，也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这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百感交集，繁而不乱。杜甫叙事诗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无论是对事件的叙述，还是对人物的描写刻画，都凝聚着他极其浓重的思想感情。同时，他的叙事诗又多采用乐府民歌和古体诗的形式，较少格律和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因此，杜甫的许多叙事诗都有百感交集和篇幅宏伟的特点。尽管如此，杜甫的这些叙事诗在写人、叙事、抒情、议论等方面，都能做到运筹落落，舒展自如，无论内容怎样丰富，感情怎样复杂，篇幅如何宏阔，他总是能于百戏杂陈、百端等兴之中，做到有条不紊，让那些人物、情节、感情、词句、段落等等，分别部类地整齐队伍，忠心耿耿地为诗的主题思想服务。

《兵车行》一诗的主题，是对统治集团连年发动不义战争，到处拉夫抓丁，使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而官府仍逼税索租的黑暗现实，表示极大的愤慨，进行无情的鞭笞。为了表现这个主题，诗会精心地安排了结构：先写出车声隆隆、战马嘶鸣、出征的壮丁、送别的人群的战乱场面，随后又写出了征夫的爷娘妻子捶胸顿足不忍分别的呼号惨状，继而又通过路人的询问和征夫的长篇答话，叙述了当时不义战争招来的种种不幸：边境上流血已在海水，内地的千村万落遍生荆杞，而在这种境况之下，县官还要“急索租”，皇帝还要无止境地扩充疆土。通过这三个层次的描写，读者读过以后，好像可以看到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听到老百姓的哀怨，深切地体味到诗人杜甫那激烈的抗议和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诗中的这些内容，用今天的电影术语来说，一会儿像远镜头，一会儿像近镜头，一会儿又是特写镜头。可以说，这首诗的内容、所要表达的感情以及表现手法，确实是繁杂、多样的。然而，这首诗处理得却很好，虽然诗中的感情复杂，意象也多有转换，但由于采用了路人与征夫的对话这条清晰的结构线索，使人读来丝毫没有头绪多杂乱无章之感。读这首诗，像是在缓缓地展开一幅反对不义战争的精美画卷。沿着诗歌的结构，读者很容易找到诗人依次描绘的几幅图画，即：骨肉送别图、头白戍边图、开边未已图、健妇犁荒图、县官索租图、百草白骨图。这些图，排列从容，井然有序，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顺着它们，读者很容易被带入到诗的丰富意境中去，很容易地把握住诗人那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对人民的同情与对统治者的仇恨。

《北征》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诗中依据诗人从凤翔往鄜州探家的事实，记录了一路上和到家后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国家的残破、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穷困，同时也对“安史之乱”和腐败的朝廷给予了抨击。这首诗是杜甫古诗中最长的一首，凡一百四十句，七百个字。这样的宏篇巨制，在唐代是无人可比的。赵翼就曾叹道：“唐人五百古诗，大篇莫如杜甫《北征》。”像这样长的叙事古诗，在一般人笔下，很容易写得杂乱无章，枯燥无味。而我们的诗人杜甫却迎长而进，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能力，讲求章法，严密组织，巧妙地穿插，硬是把这首长诗写成了一首千方百古流传、脍炙人口的古今绝唱。

针对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篇幅较长的特点，这首诗采用了《陈情表》的结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全诗构成了五个大的层次，即按照从朝廷所在的风翔到杜甫家小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写出了：蒙恩辞别朝廷时的心情；归途所见引出的感慨；与妻子儿女在家中团聚的情景；在家中对国家局势的关切和对借用回纥兵力的想法；回顾安禄山叛乱的朝廷的变化、表达诗人对国家和肃宗的期望。这样，虽然全诗很长，这五个层次本身也较长，而且每个层次中还经常插入一些其他内容的叙述，感情时起时伏，文情若断若续，但有了这个整体上的结构，读者就不难把握住这首长诗的总纲，就能于支遮雾障之中看清庐山真雄姿，为这首诗丰富的情感怕吸引、所打动。这正像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感情，像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

格法严整，无衣无缝。结构是否缜密，是否合乎逻辑、合乎感情的发展，对于作品主题的表达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要做到结构严谨，无懈可击，就不仅要起、承、转、合具备，把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贯穿成一个整体，还应当尽量使作品一气呵成而不脱节，结构严谨而毫无憾处。这样的作品让人读起来，才会一口气地读下去，拿起来就不想再放下，总想要把它读完。杜甫叙事诗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征。

杜甫的叙事诗的结构往往是一气呵成的。《丽人行》为讽刺杨国忠飞扬跋扈、荒淫无耻的丑行而写，是一篇力透纸背之作。这首诗在结构上极力铺陈，堪称一气呵成的佳例。诗中虽然也能公出起承转合几个过程，如“三月三日天气新”“到珠压腰禨稳称身”，定长安水边贵妇们的美姿，这是起；从“就中云幕椒房亲”到“宾从杂遝实要津”，写国虢夫人们的奢侈，这是承；从“后来鞍马何逡巡”到“青鸟飞去衔红巾”，写杨国忠的到来和他的显赫地位，这是转；最后两句点明杨国忠的身份，对他进行更深一层的讽刺，这是合。不过，这些过程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单独拆开来理解其意。因为它们是诗人一笔写下来的，写一般贵妇的艳丽是为了衬出国虢夫人的奢侈，写国虢夫人的奢侈是为了衬托出杨国忠的跋扈，而这些最后又都归结到对杨国忠的讽刺这一点上来。我们可以体会到，它们之间的语势是多么连贯，针线是多么紧密，它们极似曲艺中的“贯口活儿”，又像京剧打击乐中的“急急风”，句句紧随，如瀑布而下，效果是整体力量造成的，像一条锁链环环相扣。这样的诗篇，谁能读到半截就能得基要旨而罢读呢？而这样的作品，在杜甫的叙事诗中不乏其例的，“三吏”、“三别”就是这样的作品。

杜甫叙事诗的结构往往是十分精当的。承上所述，正因为杜甫叙事诗往往一气呵成，所以同时也兼有精当的特点。何为精当？笔者以为就是李渔所暗示的：当开户则开户，栋梁须用栋梁材。仍以《丽人行》为例。这首诗早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中就被描述为：“无一讽刺语，描摹处语语讽刺。”然而，这“语语讽刺”并非是便插菽柳、信手可拈的。可以说，诗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单以“炙手可热势绝纶，慎莫近前丞相嗔”两句而论，它们的位置是只有放在最后两句才恰当的。假如开宗明义，将它们移至篇首，或者暗度陈仓，把它们揉在篇中，这样，虽然在章节上读起来没有多大别扭，但在诗意上却索然无味，直接影响到诗的全篇也必定是“未成先毁”了。不妨把这两句诗与本诗倒数三、四句调换一试，变为：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炙手可热势绝纶，慎莫近前丞相嗔。

杨花雪落复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这样写，虽然也暗示出杨国忠的淫乱，也写出了他不可一世的气势，也造成了结尾的气势，但读者可以体会到，结构虽然仅有两句之差，但全诗的意境却改变了，原诗中的那种讽刺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连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也变得不那么耿直了。这就说明，杜甫叙事诗的结构已精当到这样一个水平：“真正的艺术作品——诗、戏剧、图画、歌曲、交响乐，我们不可能从一个位置上抽出一句诗、一场戏、一个图形、一个小节章节，把它放在另一个位置上，而不致损害整个作品的意义，正像我们不可能从生物的某一部位取出一个器官来放在另一个部位而不致毁灭该生物一样。”（托尔斯泰《艺术论》第128页）

这种结构精当的特点，在杜甫的组诗中也有体现。《前出塞》九首是一组五言乐府古诗，它的主题是反对不义之战。诗歌是用一位战士的口吻，诉说他从军的情况：从出发到远征，练兵作战，直到立功受赏，整整十五年军中生活的过程，反映了有唐一代军营中的黑暗与不平，谴责了统治者嗜杀成性、不顾人民死活的“开边”政策。这组诗的结构颇具匠心。就拿诗中两次写到士兵思乡的情节安排来看，章法十分严谨诗的第四首和第七首，虽然都写了士兵思乡，但第四首中，士兵在长官押送下经过一段行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交河，在路上，他们隅尔还能遇到一两个相识的人，还能托他们给亲人捎信，所以说：“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而在第七首中，士兵已到达交河，他们冒着雨雪，先进在高山深谷之中，险峻的山路只有抱着绝壁上的岩石才能通过。此时此刻，他们哪里还能“路逢相识人”？他们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天上朝家乡方向飘去浮云，借以寄托乡思，所以才说：“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这两个思乡情节的位置是绝对不可变换的。通过这种结构安排，我们会真切地体会到，那士兵一天天远离故土，生活一天天艰苦的境况，也会体会到他那一天比一天孤寂、绝望的心情。这里内容、情感与形式上的和谐统一，不能不令人陷入对那士兵的深切同情之中。

二、    刊落旁枝，确立主脑

赵执信在他的《谈龙集》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古代有一个叫洪升的人，认为画龙就要画全龙，龙头龙尾都不可少。而别一个叫王稹的人则认为，画龙应当精粹，只画露在云彩外面的龙头龙爪即可。他不同意洪升的“笨法子”，也不完全赞同王稹的“懒法子”，而是主张既不必把全龙都画出来，又能通过一鳞半爪概括出龙全身的“巧法子”。这个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作诗来。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是以一滴水来见太阳，透过一点来反映生活的全部，即通过龙的一鳞半爪画出龙的全部和神韵。要做到这一点，诗人就必须掌握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的结构方式，就必须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轮辐向心地加以表现，达到用园林盆景概括雄伟的自然，用寸简尺幅写出壮丽山河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戏剧理论中常说的“立主脑”。在这方面，杜甫叙事诗同样做得很好。

大胆略去次要情节，集中地表现与主题关系最深的部分，造成形象之间的跃动，这是杜甫叙事诗删旁枝立主脑的一个突出表现。

公元757年春天，杜甫羁留长安，没有自由。一天，他在曲江湾徘徊，看到江头的宫殿全都紧锁着，四处满眼冷落凄凉，而春风中的柳丝依然发出了新绿。触景生情，他回想起当年天子驾车游猎南苑的情景，今昔对比，禁不住掉下了�